新污染物：污染防治攻坚“新战场”

　　这是一次与环保有关的会议。会上专家作报告时透露的一组数字引得在场听众投来关注的目光：在国内参与调查的66个城市中，40%左右饮用水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浓度超标，华东和西南地区最为明显；多氯联苯污染主要集中于京津冀、辽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位于典型工业城市的永定新河、海河、辽河沈阳段和松花江哈尔滨段沉积物中浓度较高；得克隆在室内灰尘中普遍存在，检出率较高，且城市地区要高于农村地区，北方地区要高于其他地区……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多氯联苯、得克隆……说起它们的名字会让人感到陌生，但它们可能已遍及我们的生活环境。它们同属于一个类别——新污染物。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化学品绿色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石化业内人士将目光齐聚新污染物，探寻治理之道。

　　每年新增千余种 新污染物分布广而杂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化学品生产使用国，也是最主要的化工原料供应国，在产在用的化学品超过5万种。“随着化学品的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化学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使用、回收和废物处置等多个环节的环境风险日益加大。”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表示，由化学品生产、交通运输、违法排污等原因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频繁发生，由新污染物引起的环境损害与人体健康问题日益显现，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形势日趋严峻。

　　目前，已明确纳入新污染物范畴的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四大类。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有关专家介绍，新污染物可以从“新”和“污染”两方面辨别。简而言之，新污染物一般是指新近被发现或关注的，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风险，且尚未纳入管理或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其风险的污染物，多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在环境中即使浓度较低也可表现出显著的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与常规污染物不同的是，新污染物环境风险隐蔽性更强、治理复杂性更高。

　　新污染物涉及的领域与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以《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列和正在开展评估的化学品为例，短链氯化石蜡、十溴二苯醚、得克隆、毒死蜱、紫外线吸收剂等化学品的使用行业众多，部分化学品还与农业生产、生活用品、半导体、航天产品等必需品密切相关。诸如短链氯化石蜡年生产量可达百万吨以上，毒死蜱涉及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但它们的替代品开发较为困难，在可获得性、性能、成本、环境与安全等方面存在冲突，这给新污染物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推进治理迫在眉睫 立法、技术、评估等难题待解

　　近年来，我国政府将新污染物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针对新污染物实施调查监测。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2023年7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提出，把新污染物治理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新污染物治理已成为我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新战场。”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指出，新污染物治理将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雾霾、黑臭水体等感官指标向更加长期、隐蔽的新污染战线转变，推进新污染物治理迫在眉睫。

　　多位专家表示，新污染物治理还面临诸多难题。

　　首先，立法薄弱是突出短板。当前，我国尚没有国家层面的化学品环境管理法律法规，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以末端治理、达标排放、监管执法、应急响应为主，且多以常规污染物为对象。这既无法满足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从源头到末端管理的“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要求，也不能为《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实施提供足够的法律依据。

　　其次，我国新污染物研究处于起跑阶段，相关技术比较匮乏。一方面，由于新污染物危害机理复杂、在环境中转移和归趋过程复杂、污染控制难度大，绿色替代品研发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另一方面，新污染物来源、途径、机理尚不清晰，生态和健康毒性、风险评估等研究基础薄弱，替代、减排、治理技术支撑不足，检测分析方法缺失，配套技术规范和指南也不完善。

　　再次，现有新污染物管控机制不畅、管理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尚无明确的化学品环境管理协调机制，有关部门职责不明；管理部门内部缺乏横向和纵向的管理机制；专职工作人员有限；财政资金支持不足且缺乏稳定的专职专家技术团队；未开展系统的监督执法技术培训，基层工作人员几乎没有新污染物管理能力。

　　除此之外，如何对正在生产和使用的化学品进行识别、评估并实施管控也是新污染物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中心主任陈瑛谈道，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化学物质环境管理面临巨大的数据收集和风险评估需求，我国需要开展大量数据调查、环境监测、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等基础性工作，以支撑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的管控与治理。

　　石化行业既是化学品的生产者，也是供应商。谈及石化行业开展新污染物治理面临的困难，王金南认为主要有4方面。一是我国石化行业尚处于产业链底端，部分领域存在技术门槛低、产品质量要求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易发生价格战等现象。二是行业面临的绿色贸易技术壁垒严重，部分领域的发展速度落后于发达国家，供应链前端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三是企业自身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大部分生产制造企业的环境风险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仍明显落后于外企，还有部分生产制造企业不掌握风险源识别和制定风险控制措施的方法。四是国家整体化学物质危害识别能力较为落后，国际谈判和国内工业发展易受牵制。

　　风险管理是核心 防控还需“筛”“评”“控”

　　“都有哪些物质?从何而来?哪些物质风险最高?哪些物质需要优先管理?哪些物质现阶段能管得了?”对于新污染物如何治理，王金南提出这样5个问题。他表示，新污染物治理要体现风险管理理念、全生命周期理念和优先管理理念。其中，风险管理理念为化学物质管理的最核心理念，全生命周期理念和优先管理理念嵌套于风险管理理念之内。在此基础上，新污染物治理应构建以“筛”“评”“控”为主线的防控思路。

　　具体来说，“筛”“评”是方法和基础，“控”是目的和手段，前者决定后者的内容。“筛”是结合环境与健康危害以及环境暴露情况，从数以万计的在产在用化学物质中选出潜在环境风险较大的污染物，纳入优先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的范围。“评”是针对筛选出的优先评估化学物质，对其生产、加工使用、消费和废弃处置全生命周期进行科学的环境风险评估，精准锚定其中对环境与健康具有较大风险的化学物质作为重点管控对象。“控”是对于经“筛”和“评”确定的重点管控对象实施以源头淘汰、限制为主，兼顾过程减排和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综合管控措施。

　　王金南还提到，构建新污染物风险管控体系，相关部门要着力实施五大战略。包括要构建新污染物治理法规制度、深化新污染物全过程管理、夯实新污染物治理基础、建立新污染物调查监测评估体系、强化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支撑。与此同时，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企业由被动转为主动，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生态环境风险防控从突发风险防控型向累积和突发兼顾型转变。